林怀安低声应道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。

操场上有几个早起的学生在跑步，更远处，学校的围墙外，是渐次醒来的胡同。

卖杏仁茶的吆喝声、粪车走过的轱辘声、谁家妇人训斥孩子的尖细嗓音……北平城平凡的一天，又在这些熟悉的声音中开始了。

可他知道，这平凡之下，涌动着怎样的暗流。

孙主任的话，图书馆里的讨论，以及宿舍中那场关于未来、关于战争、关于个人道路的彻夜长谈，都像投入心湖的石子，激起的涟漪尚未平息。

今天是周六，只有上午有课，下午放假。

但此刻，没人有放假的心情。一种莫名的紧张和期待，混杂在晨间的空气里。

上午第一堂，便是国文课，刘光海先生的课。

刘先生踩着上课钟声的尾音走进教室。

他今天穿着一件半旧的藏青色长衫，腋下夹着几本书，清癯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有镜片后的眼睛，锐利如常。

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。

经过前一日历史、英文、党义公民课的“冲击”，学生们对这位以“新派”和“敢言”著称的国文老师，有了更多的揣测和期待。

他会讲什么？是继续“风雅颂”，还是如左先生、孙主任那样，将现实的血雨腥风带入课堂？

刘先生将书放在讲台上，目光缓缓扫过台下。

他没有立刻开讲，而是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四个遒劲的大字：

德先生  赛先生

“今日，我们不谈《诗经》，不论《楚辞》。”

刘先生转过身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，“我们谈谈这两位‘先生’。”

教室里泛起一阵轻微的骚动。

有低低的议论声，有好奇的探询目光。

林怀安坐直了身体。

德先生？

赛先生？

他隐约记得，在温泉村时，李先生似乎提过，是新文明运动时兴起的说法，但具体指什么，并不清楚。

“德先生，Democracy，民主。

赛先生，Science，科学。”

刘先生解释道，语气平淡，像在介绍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，“民国四年，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，后改名《新青年》。

他在创刊号上撰文《敬告青年》，提出六条标准，其中便呼唤这两位‘先生’的到来。

他说，要‘拥护那德谟克拉西（Democracy）和赛因斯（Science）两位先生’。”

“民主，科学。”

刘先生重复了一遍，手指轻轻叩着讲台，“这便是新文明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，亦是无数先觉者认为，救治吾国吾民沉疴之良药。

何以故？

因吾国积弱，受制于列强，内政的腐朽，民智未开。

究其根源，陈独秀、胡适之、鲁迅诸先生以为，在于专制之毒太深，礼教之缚太重，迷信之害太广。

故需德先生，以破专制，立共和，还政于民，人人得享自由平等之权利。

需赛先生，以破迷信，启民智，讲求实证，以理性与知识，探寻富强之道。”

他顿了顿，看着台下或兴奋、或困惑、或沉思的面孔：

“这便是新文学运动之精神内核。

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；提倡新道德，反对旧道德；提倡新文学，反对旧文学。

其目的，非仅为文章形式之变，实为思想观念之革命。

要革除那‘吃人’的礼教，要打破那‘瞒和骗’的大泽，要唤醒铁屋中沉睡的人们！”

刘先生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，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、混合着激情与痛苦的感染力。

他引用了鲁迅《狂人日记》中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喊，引用了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“须言之有物”的主张，也提到了《新青年》上那些如今看来依然惊世骇俗的讨论：妇女解放、家庭革命、个人独立、社会改造……

林怀安听得心潮起伏。

这些名词，这些思想，像一道道闪电，劈开了他原本有些朦胧的认识。

民主，科学，白话文，新道德……它们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，而是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、与他个人的困惑和求索紧密相连的活的东西。

他想起了温泉村的凋敝，想起了李先生“工业救国”的疾呼，想起了孙主任对“文明”与“战争”的剖析。

德先生和赛先生，不正对应着“文明”中制度与知识的两翼吗？

没有民主的制度，科学或许只能成为少数人牟利或强权的工具；没有科学的精神，民主也可能沦为混乱与盲从。

两者结合，或许才是国家自新、民族自强的正途？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了。

是坐在前排的余章波。

他举起了手，脸上带着那种惯有的、略带挑衅的笑容。

“刘先生，学生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先生。”

余章波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
“请讲。”

刘先生看向他，目光平静。

“先生所讲德先生、赛先生，诚然高妙。

学生也读过几篇《新青年》的文章，佩服陈、胡诸先生的学识勇气。”

余章波慢条斯理地说，语气却渐渐转冷，“然则，学生斗胆问一句：自新文明运动倡行至今，十有余载矣。

德先生来了吗？

赛先生来了吗？

或者说，他们真能来吗？”

教室里一片寂静。

许多学生皱起了眉头，看向余章波。

马文冲扶了扶眼镜，嘴唇微动，似乎想反驳，但忍住了。

林怀安也凝神听着。

余章波继续道：

“学生愚见，德先生、赛先生，乃是西洋之舶来品。

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

西洋之水土，与吾中华数千年之水土，大不相同。

我中华自有其纲常伦理，自有其圣贤之道。

孔子曰：

‘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’

孟子曰：

‘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’

此非民主之精义乎？

《大学》言格物致知，《中庸》言尽物之性，程朱讲‘即物穷理’，此非科学之精神乎？

何以必弃我数千年文明之精髓，而尽用彼邦之学说？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提高了一些，带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慷慨：

“再看现实。

自民国以来，议会选举，闹剧连连；总统更迭，如走马灯。

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

此乃德先生之果乎？

科学救国，喊了多年，国货依然不振，洋货充斥市廛。

飞机大炮，我造不如人；医药化工，我仰人鼻息。

此乃赛先生之效乎？

更遑论如今外患日亟，强寇侵凌，国家危如累卵。

此时高谈德先生、赛先生，岂非‘临渴掘井’，甚或‘画饼充饥’？

《增广贤文》有云：‘闲时不烧香，急时抱佛脚。’

又云：‘药能医假病，酒不解真愁。’

学生以为，当此存亡绝续之秋，空谈主义，无补实际。

当务之急，乃在强兵、富国、安内，在统一政令，在凝聚人心，在效法德、意、日诸强国，行非常之策，集举国之力，方能抵御外侮，救亡图存！”

余章波这番话，引经据典，联系现实，听起来颇有几分气势。

他身边几个平日相好的同学，也微微点头，露出赞同的神色。

显然，这番话并非他临时起意，而是早有准备，或许代表了他家中长辈或某些圈子的看法。

刘先生静静地听着，脸上看不出喜怒。

等余章波说完，他才缓缓开口，声音依旧平静，却多了一种针锋相对的锐利：

“余同学熟读经史，关注时局，所言不无道理。

你能思考，能质疑，这本身，便是新文明运动所欲倡导之精神之一——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

陈寅恪先生曾言：

‘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’”

他话锋一转：

“然则，余同学之论，有几点，恕我不敢苟同。”

“第一，关于‘橘枳’之辩。

文化之交流融合，自古有之。

佛教自天竺传入，经千年而化为禅宗，成中华文化之一部分。

何也？

因其有益于我心性，补我不足。

今日之德先生、赛先生，亦是如此。

我中华固有民本思想，然‘民为贵’终究是君王施仁政之对象，非‘民作主’。

我固有格物之说，然多流于玄想，缺乏实证、逻辑之系统方法。

德先生、赛先生所代表之民主制度与科学精神，乃西方历经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、工业革命数百载锤炼而成，其核心在于制度保障下之个人权利与自由，在于以实验、逻辑、怀疑为核心之理性方法。

此二者，正是我传统所或缺，亦是我积弱之重要内因。

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，何言‘尽弃’？实为‘再造’与‘新生’。”

“第二，关于现实之弊。

民国以来乱象，议会政治之失败，科学未能显大效，此诚为事实。

然余同学归咎于德先生、赛先生本身，岂非本末倒置？

恰是因德先生精神未真正扎根——权力未受有效制约，军阀凭武力而非民意行事；恰是因赛先生精神未成风尚——社会仍重八股、轻实学，官场仍讲人情、轻规则——方有今日之局。

此非德先生、赛先生之过，乃实行不力、阻力重重、旧势力盘根错节之过。

正如一剂良药，病人拒服，或服之太浅，反怪药石无灵，岂有是理？”

刘先生的目光变得深邃：

“至于言‘临渴掘井’，更是大谬。

国家之病，沉疴已久。

新文明运动诸贤，正是见微知著，早在‘渴’甚之前，便已呐喊‘掘井’。

今外患虽急，然若无民主以凝聚亿兆民心，无科学以夯实国力根基，纵有一时之强兵，能持久否？

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否？

日本维新，倡‘和魂洋才’，其‘洋才’便是科学、制度之学。

彼能学而强，我何以不能学而自强？

若因一时挫折，便疑之、弃之，甚至欲返古循旧，或效法德、意、日之军国专制，岂非饮鸩止渴，自绝于现代文明之大道？”

“《诗经》有云：

‘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’

我中华文化，之所以能历数千年而不绝，正在于其有包容、消化、革新之伟力。

今日之新文明运动，引进德先生、赛先生，正是这‘维新’之努力，是古老文化在新时代寻求生机的艰难探索。

其路漫漫，其行艰难，或有曲折，或有反复，然其方向，光明所在，不可因噎废食，更不可倒行逆施！”

刘先生的话，如金石掷地，铿锵有力。

教室里静得能听到窗外槐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。

余章波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还想再辩，嘴唇嚅动了几下，终究没再出声。

他或许不服，但刘先生立论严谨，驳斥有力，一时难以找到漏洞。

林怀安听得心驰神往。

刘先生的话，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。

民主与科学，不仅仅是口号，更是一种看待世界、改造社会的方法和价值观。

它与李石曾先生的“工业救国”、孙主任的“文明之战”，与左先生引导的独立思考，似乎隐隐构成了一幅更完整的图景：一个现代的国家，既需要发达的经济和工业（赛先生的应用），也需要先进的制度和公民精神（德先生的体现），还需要有独立思考、敢于质疑的国民（新文明运动的精神）。

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，是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尊严地生存，能让温泉村那样的凋敝成为过去，能让东长安街上的刺刀和机枪永远消失。

“今日之争，亦是新文明运动以来思想界争论之缩影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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