钢铁厂店关门那天，我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。

“因经营不善，本店自即日起停止营业。感谢各位顾客一年来的支持与厚爱。”

告示是红纸黑字，用毛笔写的，李老头的笔迹。浆糊是面粉调的，刷在墙上的时候还能闻见一股生面味。

“经营不善”四个字刚贴出去，就有三个人来问价。

第一个是收废品的，问我货架卖不卖。我说卖，他出价八十，我还价一百二，成交。十二个木头货架，被他用电三轮拉走的时候，钢铁厂几个老工人站在路边看，嘴里啧啧有声。

“炜老板也撑不住了？”

“东海百货东西便宜，谁还跑这么远来买东西。”

“这年头，个体户就是打不过大公司啊。”

我把他们的话全听进耳朵里，脸上挂着笑，把最后一沓货塞进麻袋。柜台、秤杆、算盘，该卖的卖，该搬的搬。不到半天，店里清空了，只剩墙上那面”诚信经营”的锦旗，是去年一个老太太送的。

我把锦旗卷起来，塞进自行车筐。

小马站在门口，看着我把锁挂上门框。“哥，真关了？”

“真关了。”铜锁”咔哒”一声扣死，“从今天起，咱们在江城只有三家店了。”

小马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放心，关一家，是为了开三家。”

第一家是杂货铺。

老板姓孙，五十多岁，江城本地人，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，尾音往上挑，像是在反问。他在中山路后街开了八年杂货铺，卖酱油醋、针头线脑、火柴洗衣粉，什么都有一点。

东海百货开业后，他的生意掉了五成。不是没人买，而是年轻人喜欢往大店里跑，图个热闹，图个新鲜。孙老板的杂货铺又小又暗，灯泡只有十五瓦，照得人影发黄。

小马去的。

“孙叔，听说您要回老家？”

“是啊，”孙老板坐在柜台后面，手里攥着一只搪瓷茶缸，缸子上的红漆掉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铁皮，“我儿子在东莞打工，叫我过去帮忙看孩子。”

“这铺子……转让？”

“转让。”孙老板伸出五根手指，想了想，又加了一根，“六百。货架、存货、营业执照，全给你。房租还有三个月，到期后跟房东续。”

小马回头看我，我点点头。

小马从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里面装着六百块现金，十块、五块、一块的票子，用橡皮筋扎成捆。孙老板数了两遍，把钱塞进棉袄内袋。

“小伙子，”他把搪瓷茶缸往柜台上一放，“我看得出，你不是做杂货买卖的。你要这铺子，是想跟对面的大店抢生意吧？”

小马没承认，也没否认。

孙老板笑了，露出两颗金门牙，是九十年代常见的钴铬合金牙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“抢得好。”他说，“我早就看那个郑东海不顺眼了。省城来的，财大气粗，把我们这些小买卖人不当人。你抢，我支持你。”

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个包袱，其余的——酱油瓶、醋坛子、针线盒——全留在货架上。

“这些你留着卖，能回点本。”

他走了。小马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。

第二家是文具店。

老板姓钱，三十出头，戴着一副断了腿、用胶布缠起来的眼镜。他在东海百货左侧开了两年文具店，卖铁皮文具盒、蜡笔、作业本、钢笔。东海百货一开业，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——大店的文具品种多，价格还比他便宜。

赵强去谈的。

钱老板没多废话，直接开价五百。赵强还价四百，理由是货架旧了，存货也不多。两人磨了一个小时，最后四百二成交。

签字画押的时候，钱老板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：“赵哥，你是替那个炜老板做事的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整条街都在传。”钱老板把眼镜戴上，胶布缠着的镜腿卡在耳朵后面，“炜杰关了钢铁厂店，说是经营不善，其实是要在中山路这边做文章。”

赵强笑了笑：“你消息挺灵通。”

“做小店生意的，消息不灵通早就饿死了。”钱老板把转让协议折好，塞进皮夹，“我劝你一句——郑东海不是好惹的。他开业那天，我看见陈婉清站在二楼，那眼神，跟老鹰似的。”

“陈婉清？”

“郑东海的人，女经理。”钱老板压低声音，“听说以前是郑东海的……那什么。反正，你让你们炜老板小心点。”

赵强回来跟我汇报，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学了一遍。

“那小子还挺仗义。”赵强说。

“不是仗义，是怕我们倒了，他那一百八十块押金房东不退。”我把转让协议锁进抽屉，“下一家。”

第三家是五金店。

老板姓周，六十多岁，做了三十年五金，头发白了一半，手上全是老茧，虎口处有一道疤，是年轻时用电锯切的。他要退休了，儿子在国企上班，瞧不上这摊小买卖。

顾明远去谈的。

周老头比前两个都硬气，开价六百，一分不让。

“我这三十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这铺子是我的棺材本。”他坐在一张木工凳上，手里把玩着一把老虎钳，钳口开合发出”咔咔”的声响，“五百？买我十几年？”

顾明远没还价，从怀里掏出五百块，又加了一百。

“周师傅，六百。但有个条件——您在圈子里人缘广，往后我要进五金货，您给我指指路。”

周老头看了他一眼，把老虎钳往工作台上一拍：“小子，会做人。行，这人情我记着。”

他收钱的方式很特别——不是塞口袋，是用一根红绳子把钱扎好，挂在了墙上的钉子上。

“等晚上我孙子来取。”他说，“钱这东西，烫手，拿着不踏实。”

三家店签约完毕，用了四天。

杂货铺在东海百货右侧，隔了一条小巷，正对中山路的主干道。文具店在左侧，隔着两家门面，门口有一棵梧桐树，夏天能遮阴。五金店在正对面，隔着马路，透过窗户正好能看见东海百货的大门。

三角包围。

第五天傍晚，我站在五金店里——现在是我的了——透过蒙着灰的玻璃窗，看着对面的东海百货。

铝合金大门还亮着，里面灯火通明。顾客进进出出，门口的红色横幅被风吹得卷了起来，边角有些褪色。舞狮那天踩碎的红色纸屑，被扫到了路边的阴沟里，泡了雨水，发黑发臭。

小马站在我旁边，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。

“哥，接下来怎么弄？”

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对面传来东海百货的广播声，女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播报着促销信息：“浪莎丝袜，原价六元，现价五元二，数量有限，欲购从速……”

“装修。”我把窗户关上，风声和广播声一起被隔绝在外，“白漆，刷墙。木板货架，从钢铁厂店拉过来的那批，不够用的话再去旧货市场收。灯泡用最便宜的十五瓦日光灯管，一块五一根。”

“这么简陋？”

“装修不用太好。”我说，“白漆、木板货架、最便宜的灯。但货要好。”

小马看着我。

“对面的东海百货，”我指着玻璃窗对面那个巨大的招牌，红底白字的”东海百货”四个字，晚上用霓虹灯管勾了边，一闪一闪的，“面积大、装修好、看着气派。顾客进去，买的是那个’气派’。”

“我们呢？”

“我们卖的是实惠。”我说，“同样的丝袜，他卖五块二，我卖四块八。同样的电子表，他卖三十五，我卖二十八。顾客来买三次，第四次就不会再去他那了。”

小马笑了：“价格战？”

“不完全是。”我从兜里掏出一张清单，是阿黄从温州传真过来的最新价目表，热敏纸，字迹有些模糊，“温州的丝袜出厂价又降了，降到两块二。我们还有空间。东海百货从省城拿货，成本至少三块五。他降一次，亏一次。我们降两次，还有赚。”

“他要是也跟着降呢？”

“他降不起。”我把价目表折好，塞回口袋，“三千平米的店，每天睁眼就是几百块的固定开销。我们三家小店加起来不到一百平米，房租便宜，人工自己上。他跟我们拼价格，拼到月底，账本就红了。”

小马点点头，眼睛发亮。

“去吧，”我说，“叫赵强去拉货架，叫李老头清点存货，叫顾哥联系阿黄，第一批货要丝袜和电子表，量大。”

“什么时候开业？”

“越快越好。”我把那面”诚信经营”的锦旗从自行车筐里取出来，挂在五金店的墙上。锦旗有些旧了，金线绣的字在昏黄的灯光下依然发亮。

“后天。”我说，“三家一起开。不搞舞狮，不放鞭炮，不挂横幅。安安静静开门，客客气气卖货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我说，“真正的好戏，不需要锣鼓喧天。”

小马转身出去了，脚步声在空荡的街道上回响。

我独自站在店里，透过玻璃窗，看着对面的东海百货。

霓虹灯招牌还在闪，“东海百货”四个字像是四个红色的伤口，在夜色中明灭。陈婉清的身影出现在二楼阳台上，她手扶着栏杆，往这边看了一眼。

距离太远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
但她一定看见了我。这个刚挂上”诚信经营”锦旗的小五金店，门口连盏像样的灯都没有，却正对着她的三千平米帝国。

棋局开始了。

我伸手把灯拉灭。店里陷入黑暗，只有对面霓虹灯的光从窗户透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片红色的影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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