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二十年，甲午中日战争爆发，起初朝廷上下还没把那日本弹丸小国放在眼里，可谁曾想，清军是一路溃败，丢城失地，惨不忍睹。那会儿，辽东战线节节败退，清军将士丢盔弃甲，连重镇旅顺都守不住；海面上更不用说，威海卫的北洋水师被日军围得水泄不通，弹尽粮绝，危在旦夕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。

外有强敌压境，内有朝野哗然，督办军务处的大臣们坐不住了，迫于这内外交困的压力，终于咬了咬牙，定下了一条国策——裁撤那些腐朽不堪的旧军，另行编练一支新军。说白了，就是知道老法子不行了，要学洋人，用西洋的操典、西洋的军备，重新打造一支能保卫京畿、能跟列强抗衡的精锐力量。这话说起来容易，可真要推行下去，那可是难如登天，朝堂之上，早就因为这事儿，闹得不可开交了。

这晚清的朝堂，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，尤其是到了甲午年间，更是派系林立，矛盾重重。就说这新军编练的事儿，朝堂之内就分成了三大势力，各怀心思，立场分明，彼此制衡拉扯，谁都想把这新军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里。

这第一股势力，就是以慈禧老佛爷为核心的后党集团。这后党手里握着实打实的权力，由荣禄、奕劻这两位重臣执掌实权，京旗驻防、神机营、虎神营这些保卫皇宫的精锐武力，全在他们手里攥着，督办军务处更是被他们牢牢把控。要说这后党的核心底线，那可是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含糊：新军可以编练，大清可以强军，可这兵权，绝不能落入光绪皇帝手里，必须牢牢攥在后党和宗室勋贵的圈子里。为啥？怕啊！怕皇帝借着新军的力量，收回权柄，反过来反噬后宫，断了他们的荣华富贵，所以这兵权，是他们的命根子，绝不能松手。

这第二股势力，就是翁同龢统领的帝党清流。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，深得皇帝信任，这群人占据着朝堂的舆论高地，还把持着户部的一部分财权。他们心里打的算盘，跟后党正好相反，一心想要借着编练新军这件事，扩张帝党的势力，辅助光绪皇帝收回权柄，摆脱慈禧的控制。可遗憾的是，这群人都是只会舞文弄墨的文臣，空有一腔抱负，却没一个人通晓近代军务，说白了，就是纸上谈兵，真要让他们去练军、去带兵，那真是一窍不通，根本没有落地实干的本事。

这第三股势力，就是恭亲王奕訢、李鸿藻这些中立的老臣。这些人历经数朝风雨，见惯了朝堂的起起落落，既不偏向慈禧的后党，也不依附皇帝的帝党，只求朝局安稳，不生大变。凡事都是左右调和，从不主动站队，一切都依从大势而行。他们心里清楚，新军编练是大势所趋，可也知道后党和帝党的矛盾，所以从不轻易表态，只在双方闹得太僵的时候，出来说句公道话，打个圆场，只求别因为这事儿，把朝堂搅得天翻地覆。

这三方势力，后党要保权，帝党要夺权，老臣要维稳，相互牵制，相互拉扯，谁也不让谁。在这种局面下，新军首任统领的人选，就不是什么择优委任了，根本不是看谁有本事、谁能练出强兵，而是各方权力平衡之下的折中结果。说白了，就是找一个各方都能接受、都不觉得威胁的人，来当这个“过渡掌柜”。

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最终，朝堂上拍板定案，让文臣胡燏棻来执掌练兵事务。这胡燏棻，他是科举出身，一辈子都在跟漕运、路政、财政这些庶务打交道，性情温和内敛，没什么脾气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没有一点军旅根基，手里没有自己的私人部曲，也没有什么跋扈的野心。这样一个人，既不会威胁到后党的兵权，也不会让帝党借他的手扩张势力，更不会得罪那些中立的老臣，简直就是各方都能接受的“安稳人选”。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？练军这么大的事，选的不是能征善战的武将，而是一个连军营都没怎么进过的文臣，这也为后来定武军的腐朽，埋下了伏笔。

光绪二十一年十月，胡燏棻奉了朝廷的旨意，前往天津马厂就地募兵，这支新军，最初定名为“定武军”，初始定额四千七百五十人，粗略划分了步、炮、工、骑四个兵种，还花重金购置了西洋枪械，聘请了德国教官汉纳根入营指导，对外大张旗鼓地宣告，这就是大清首支新式陆军。可谁知道，这看似光鲜的背后，全是隐患。

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那马厂地域狭小，紧邻市井，人来人往，嘈杂得很，根本不利于军队封闭操练。士兵们整天被市井的喧嚣打扰，心思根本不在训练上，再加上胡燏棻本身就不懂军事，也管不住底下的人，没过多久，就有人上奏朝廷，说马厂不适宜练兵。朝廷斟酌再三，便下旨让定武军全军移驻津南七十里的新农镇。

这新农镇，就是咱们后来常说的小站。这地方早年曾是淮军屯田练兵的旧地，荒置了很多年，滩地辽阔，人烟稀少，远离城郭的喧嚣，既没有市井的干扰，又能安心操练，简直就是驻军整训的绝佳之地。自从定武军移驻这里之后，“小站”这个名字，就正式载入了晚清的军史脉络，成为了中国近代陆军的发源地之一。

说到这儿，咱们就得提提慈禧老佛爷了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她心里跟明镜似的，门儿清。她刻意放任胡燏棻主持练兵长达半年之久，可不是看不清定武军内里的弊病，而是有意为之的布局留白，打得一手好算盘啊！她心里清楚，胡燏棻是个没威胁的文臣，让他来占位，一来能稳住当下的朝局，堵住帝党染指新军的路径，让翁同龢那群清流无从下手；二来，她就是要等着，等着定武军的腐朽乱象彻底暴露在朝野面前，等到所有人都看清，胡燏棻根本练不出新军的时候，再顺势更换主事之人，把新军的掌控权，稳稳当当地纳入后党囊中。这一招，可谓是老谋深算，既稳住了局面，又为后党夺权埋下了伏笔。

可翁同龢一众帝党清流，却误判了局势，打错了算盘。他们以为，让文臣掌兵，就是帝党入局的契机，是他们渗透新军的好机会。于是，这群人终日在朝堂上奔走，频频上疏建言，说文臣督管军营如何如何好，意图慢慢渗透定武军的内部人事，把各级军官都换成自己人，逐步将这支新军划归皇权调度，成为光绪皇帝手中的嫡系力量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一切都在慈禧的掌控之中，他们越是奔走，越是着急，就越是落入慈禧的圈套。

而徐坚，却始终冷眼旁观，既不曾出手干预，也不曾借机造势。你可别以为皇帝是懦弱，他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胡燏棻练出的这支定武军，不过是一具徒有其表的空壳，内里早已腐烂至根，根本不堪大用。他看得明明白白，这支军队，就算强行收归己用，也只会徒耗钱财，拖累自己的夺权布局，根本无法成为自己倚仗的嫡系强军。所以，徐坚心中早就打定了主意，这般烂摊子，绝不能接手，唯有等到彻底推倒旧营、重新建制的那一刻，才有实现夺权布局的可能。

这定武军，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。首先是兵源，毫无甄别章法，溃兵游勇、市井无赖、无业流民，只要愿意来，全都被收入营中，只求凑齐兵员数额，不问身家品行，不论体魄心性。你想想，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能好好训练吗？其次是操练，全然流于表面，花架子而已，虽然有德国教习指导，可没有系统的西式操典约束，士兵们队列散乱，进退无序，连基本的阵型都站不整齐，毫无实战素养。

再说说装备，军中的枪械新旧混杂，口径各不相同，弹药都无法通用，有的枪甚至连子弹都配不上；那些老旧的火炮，早就锈蚀不堪，炮膛都堵了，大多只能充当摆设，根本无法发射。更离谱的是营中的风气，赌博酗酒、吸食鸦片成风，士兵们整天浑浑噩噩，不思操练；各级将官更是肆无忌惮，肆意吃空饷、克扣兵粮，把湘淮勇营所有的贪腐积弊，全都照搬了过来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更雪上加霜的是，户部的粮饷层层截留，常年拖欠，士兵们衣食困顿，薪俸微薄，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哪里还有心思练兵？久而久之，全军军心涣散，士兵们要么逃兵，要么混日子，毫无死战之志。这样一支军队，别说抵御列强，就算是遇到小股土匪，恐怕都打不过，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。

时间一晃，就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，慈禧觉得，时机已然成熟。她借着定武军练兵无功、军务废弛的由头，降下懿旨，一纸调令，就把胡燏棻改任为津芦铁路督办，让他即刻离开小站军营，再也不许插手练兵之事。这一下，帝党半年来的苦心经营，瞬间化为泡影，所有的努力都打了水漂。

胡燏棻一走，小站新军统领之位就骤然悬空，整个朝堂人心震动，各方势力的目光，一下子就齐齐紧盯住了津南的小站军营。列位看官，谁都清楚，这小站新军，虽然现在是个烂摊子，可只要好好整顿，配上西洋装备和西式操典，将来必定是大清最核心的兵权命脉。谁能入主小站，谁就能握住这支未来的精锐，谁就能在朝堂的博弈中，占据绝对的优势。

于是，后党、帝党、中立老臣，各方势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拉扯和权衡。荣禄想派自己的亲信，翁同龢想找个能为帝党所用的人，恭亲王奕訢则主张找个有真本事、能稳住局面的人。可一番争论下来，各方都不肯让步，最终，所有的目光，都不约而同地齐聚在了一个人身上——这个人，就是袁世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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