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元年的冬天，南京城落了几场雨。

雨不大，细细密密的，像老天爷筛下来的面粉，落在身上不疼，但黏糊糊的，渗进骨头缝里，让人从里到外都发寒。秦淮河的水涨了半尺，混浊浊的，把两岸的柳树根泡得发黑。夫子庙的飞檐在雨雾里模糊成一团黑影，只有大成殿里那几盏长明灯，还透着一点昏黄的光。

沈砚之站在临时大总统府的门廊下，看着院子里的积水发呆。

一个月前，他带着三千山海关子弟兵进了南京城。那时候城门口挤满了欢迎的百姓，鞭炮放了半个时辰，硝烟味呛得人直咳嗽。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接见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沈将军，北方有你，革命无忧矣。”

那时候沈砚之是真信这句话。

可现在，他站在这里，看着雨丝斜斜地落进积水里，砸出一圈圈涟漪，心里却空落落的，像这院子里的天井，四面是墙，抬头只见一方灰蒙蒙的天。

脚步声从身后传来，沉而稳。沈砚之没回头，只听那步子就知道是谁。

“又在这儿站着。”程振邦走到他身边，递过来一个搪瓷缸子，“趁热喝。”

沈砚之接过来，是热茶。茶叶沫子沉在缸底，水面上浮着几片碎叶，颜色淡得像刷锅水。但他还是喝了一口，热意从喉咙滑进胃里，驱散了一点寒气。

“会开完了？”他问。

程振邦没说话，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，划了根火柴点上。烟雾被雨丝打散，飘得七零八落。

沈砚之看着他的侧脸。程振邦今年三十四，比他还小三岁，可那张脸已经刻上了风霜的痕迹——眉骨突出，颧骨高耸，嘴唇紧抿着，嘴角有两道深深的纹路。他抽烟的样子很慢，吸一口，半天才吐出来，像是在品什么味道。

“开完了。”程振邦终于开口，声音低沉，“吵了一整天，什么都没吵出来。”

沈砚之没接话。他知道程振邦说的“吵”是什么意思——临时政府成立才一个月，内部的派系已经快把屋顶掀翻了。同盟会的、光复会的、立宪派的、旧官僚的，各有各的心思，各有各的算盘。孙中山主张北伐，一举推翻清廷；黄兴主张先巩固江南，再图北上；章太炎整天骂这个骂那个，谁也不服；至于那些从清朝那边投诚过来的旧官僚，表面上唯唯诺诺，背地里已经在和北洋那边暗通款曲。

“北伐的事，定了没有？”沈砚之问。

程振邦摇了摇头：“定不了。没钱，没枪，没粮，拿什么北伐？”

沈砚之沉默了。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实情。山海关起义的时候，他们靠的是三千乡勇和几门土炮。到了南京，才发现革命军的家底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薄。士兵们穿的是单衣，吃的是杂粮，枪械五花八门，子弹人均不到十发。这样的队伍，别说北伐，能守住江南就不错了。

“袁世凯那边呢？”他又问。

程振邦把烟头扔进雨里，看着它被积水吞没。

“在和谈。”他说，“唐绍仪已经到汉口了。伍廷芳代表咱们去谈。”

“谈什么？”

“谈条件。”程振邦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，“让清帝退位，让袁世凯反正，让咱们革命党人进内阁。条件一大堆，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——袁世凯要当大总统。”

沈砚之的手一紧，搪瓷缸子里的茶水晃了晃。

“孙先生答应了？”

“没答应。”程振邦说，“但不答应又能怎样？咱们打不过北洋军。你没见过袁世凯的新军，那是德国人练出来的，枪炮全是进口的，军官全是科班出身。咱们这些起义的杂牌军，凑一块儿也不够人家打的。”

沈砚之没说话，只是看着那方灰蒙蒙的天。

他想起了山海关。想起那个雪夜，想起父亲临终前握着他的手，说“关山可破，民心不可失”。他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清廷，就是建立共和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可现在，清廷还没倒，自己人先吵起来了。革命果实还没到手，已经有人开始分赃了。

“老沈，”程振邦突然开口，“你说，咱们这是图什么？”

沈砚之转过头，看着他。程振邦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——不是疲惫，不是迷茫，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，像是火光熄灭后残留的灰烬。

“图一个公道。”沈砚之说。

程振邦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突然笑了。那笑很短，很轻，像风吹过水面。

“公道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然后摇摇头，“这世上，哪有公道。”

他把手插进口袋，转身往屋里走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停住脚步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晚上有个饭局，立宪派那边的人组的。你去不去？”

沈砚之想了想：“去。”

程振邦点点头，推门进去了。

雨还在下。沈砚之站在门廊下，把那半缸子凉茶喝完，也转身进了屋。

晚上的饭局设在秦淮河边的“醉仙楼”。

这是一家老字号，三层木楼，飞檐翘角，门口挂着一串红灯笼，映得河水一片红光。沈砚之到的时候，楼里已经坐满了人。一楼大堂里，穿长袍的、穿西装的、穿军装的，三教九流，什么人都有。划拳的、聊天的、谈生意的，声音嘈杂得像一锅沸水。

程振邦在二楼等他。靠窗的雅间，能看见秦淮河的夜景。河上有画舫，挂着彩灯，丝竹声隐隐约约飘过来，是《茉莉花》的调子。

雅间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。沈砚之一眼扫过去，认识的不多。主位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，胖乎乎的，穿着绸缎长袍，手上戴着两个金戒指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“沈将军！”那人见他进来，立刻站起身，抱拳行礼，“久仰久仰！在下张之洞的远房侄孙，张允和，如今在江苏咨议局混口饭吃。”

沈砚之抱拳回礼：“张先生客气。”

张允和热情地把他拉到座位上，一一介绍在座的人。有江苏商会的副会长，有上海来的洋行买办，有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，说是留洋回来的法学博士，还有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，张允和只说是“朋友”，没介绍名字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张允和的话匣子打开了。

“沈将军，”他端着酒杯，凑过来，“您在北方的事迹，我们可都听说了。山海关起义，那真是惊天动地！要不是您牵制了清军的主力，咱们南方这边哪能这么顺利？”

沈砚之淡淡一笑：“张先生过奖了。起义是大家一起的功劳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”

“谦虚，谦虚！”张允和拍着他的肩膀，“沈将军这样的英雄，正是咱们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啊！”

他又给沈砚之斟满酒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沈将军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”

沈砚之端起酒杯，没喝：“张先生请讲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张允和左右看看，声音压得更低，“北洋那边，袁世凯袁宫保，您听说过吧？”

沈砚之点点头。

“袁宫保这人，不简单。”张允和说，“手里有兵，背后有洋人，朝里有人。现在清廷靠他撑着，革命党也得跟他谈和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天下将来是谁的，还不一定呢。”

沈砚之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

张允和继续说：“袁宫保爱才，像沈将军这样的英雄，他求之不得。如果沈将军愿意，我可以牵个线——”

“张先生。”沈砚之打断他，放下酒杯，“您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但我是革命党人，跟着孙先生走的。袁世凯那边，我没兴趣。”

张允和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随即又堆起来：“沈将军别误会，我不是让您背叛革命。我是说，多条朋友多条路嘛。将来不管谁主政，咱们都是为了国家好，对不对？”

沈砚之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厌恶。这个胖乎乎的笑面虎，嘴上说着“为了国家好”，心里盘算的却是怎么攀附权贵、怎么在未来的权力格局里分一杯羹。

“张先生，”他站起来，“我还有点事，先告辞了。”

张允和一愣，连忙起身拦他：“沈将军，别走啊，再坐会儿——”

程振邦也站起来，挡在沈砚之前面，对张允和说：“张先生，沈将军确实有事，我陪他回去。你们慢用。”

两人出了醉仙楼，沿着秦淮河往回走。

雨停了，但路上还是湿漉漉的。河水泛着红光，画舫上的丝竹声越来越远，最后被夜色吞没。

程振邦点了根烟，抽了一口，递给沈砚之。沈砚之摆摆手，没接。

“这种人，哪儿都有。”程振邦说，“犯不着生气。”

“我没生气。”沈砚之说，“就是觉得恶心。”

程振邦没说话，只是抽着烟。

两人走了一段，沈砚之突然问：“老程，你说，咱们革命是为了什么？”

程振邦想了想：“为了不让老百姓受欺负吧。”

“那现在呢？”沈砚之问，“老百姓就不受欺负了？”

程振邦没回答。

沈砚之继续说：“我今天在街上看见一个卖菜的，被几个穿军装的打了，菜摊子也砸了，没人管。还看见一个老头，跪在衙门门口喊冤，喊了一下午，衙门口连个出来问话的人都没有。这还是革命军的地盘。要是换了别的地方，更不知道什么样了。”

程振邦把烟头扔进河里，看着它被水流冲走。

“老沈，”他说，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。这话你听过吧？”

沈砚之点点头。

“革命是流血，是死人，是推翻一个旧的，建一个新的。”程振邦说，“可建新的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旧的推倒了，新的还没建起来，这时候就是乱。乱的时候，肯定有人钻空子，有人发横财，有人欺负人。这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“那得乱到什么时候？”

程振邦沉默了很久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也许一年，也许十年，也许一辈子。”

两人又走了一段，快到驻地的时候，程振邦突然停住脚步。

“老沈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。”

沈砚之看着他：“什么事？”

程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递给他。

沈砚之接过，借着路灯的光看了看。信封上没写字，封口是用火漆封的，印着一朵梅花。

“谁的信？”

“袁世凯的人送来的。”程振邦说，“指名道姓，给你的。”

沈砚之的眉头皱起来。他撕开信封，抽出里面的信纸，就着路灯的光看起来。

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：

“沈将军砚之钧鉴：久闻将军英名，心向往之。革命非儿戏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。将军若有意共谋大业，可随时北上，必以国士待之。袁世凯顿首。”

沈砚之看完，把信递给程振邦。

程振邦接过去看了看，冷笑一声：“国士？他袁世凯知道什么叫国士？”

沈砚之没说话，只是把信折好，装回信封，塞进口袋里。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程振邦问。

“留着。”沈砚之说，“将来也许有用。”

两人继续往前走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响。远处传来一声汽笛，是下关码头的轮船要开了。

“老程，”沈砚之突然说，“你说，咱们这些人，将来会不会也变成他们那样？”

程振邦愣了一下：“谁们那样？”

“张允和那样。”沈砚之说，“整天想着攀附权贵，想着分一杯羹，把革命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”

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只要咱们还记得山海关那个雪夜，记得那些跟着咱们起义的兄弟，记得那些死了的人，咱们就变不成那样。”

沈砚之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

第二天一早，沈砚之接到通知，下午三点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单独召见他。

他换了一身干净军装，提前半小时到了总统府。秘书把他领进一间小会客室，让他等着。

会客室不大，陈设也简单。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墙上挂着一幅地图。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着各种线条，沈砚之看了几眼，是当前的军事形势图——北洋军控制着北方，革命军守着江南，中间是一条模糊的战线。

门开了，孙中山走进来。

他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，比沈砚之想象的要瘦小一些，但那双眼睛很亮，像两盏灯。他走到沈砚之面前，伸出手：

“沈将军，久等了。”

沈砚之握住他的手：“孙先生好。”

孙中山示意他坐下，自己在对面落座。秘书端来两杯茶，轻轻退出去，带上门。

“沈将军，”孙中山开门见山，“我想听听你对当前局势的看法。”

沈砚之想了想，说：“孙先生，局势不容乐观。”

孙中山点点头：“说下去。”

“北洋军实力强于我们。”沈砚之说，“袁世凯手里有七镇新军，全是德式装备，训练有素。咱们这边，各省起义军加起来人数不少，但装备差，训练差，粮饷也差。真打起来，胜算不大。”

“那依你看，该怎么办？”

沈砚之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和谈。”

孙中山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惊讶，只有一种深深的、说不清的复杂。

“很多人劝我和谈。”孙中山说，“黄兴劝我，胡汉民劝我，连我身边的秘书都劝我。他们说，打不过，不如谈。谈成了，清帝退位，袁世凯反正，共和告成。谈不成，再打也不迟。”

他顿了顿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
“可他们不知道，袁世凯要的不是共和，是权力。他想要大总统的位置，想要掌控整个国家。我让了这一步，下一步怎么办？他要是复辟帝制怎么办？他要是独裁专政怎么办？”

沈砚之听着，没有说话。

孙中山放下茶杯，看着他：“沈将军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单独见你吗？”

沈砚之摇摇头。

“因为你是从北方来的。”孙中山说，“你带着三千乡勇起义，打响了北方光复的第一枪。你不是那些在南京城里争权夺利的政客，你是真正在前线流过血的人。你的话，我信得过。”

沈砚之心头一震。他看着孙中山，看着那双明亮的眼睛，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这个人，是真的在为这个国家操心，是真的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

“孙先生，”他开口，“我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和谈可以谈，但不能让。”沈砚之说，“袁世凯要当大总统，可以。但他得答应条件——清帝必须退位，北洋军必须改编，内阁必须由革命党人主导。还有，将来大总统的权力，必须受议会约束。”

孙中山听着，眼睛里闪过一丝光。

“接着说。”

“还有一条，”沈砚之说，“咱们的军队不能裁。不但不能裁，还得扩。得有自己的军队，得有自己的枪杆子。不然，将来人家翻脸，咱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
孙中山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笑了。

那笑很轻，很淡，但沈砚之看见了——那是欣慰的笑，是找到知音的笑。

“沈将军，”孙中山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，“你说得对。军队不能裁，权力不能让。这句话，我记下了。”

沈砚之站起来，握住他的手。

两只手，一只瘦小，一只粗大，握在一起，握得很紧。

从总统府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

沈砚之走在街上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既沉重，又轻松。沉重是因为他看清了前方的路有多难走；轻松是因为他知道，有人和他一样，在为这条路操心。

走到驻地门口，程振邦正站在那儿抽烟。

“回来了？”他问。

沈砚之点点头。

程振邦掐灭烟，走过来：“怎么样？”

沈砚之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

“老程，”他说，“咱们的路还长着呢。”

程振邦愣了一下，然后也笑了。

“长就长呗。”他说，“反正咱们还年轻。”

两人一起走进院子。院子里点着几盏煤油灯，士兵们三三两两地坐着，有的在擦枪，有的在补衣服，有的在聊天。看见沈砚之进来，都站起来敬礼。

沈砚之摆摆手，示意他们继续。

他走进自己的房间，点上灯，坐在桌前。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，翻开，在上面写下一行字：

“民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见孙先生。言和谈可谈，不可让。军队不可裁，枪杆子不可丢。”

写完，他合上本子，吹灭灯，躺在床上。

窗外又下起了雨，细细密密的，打在瓦片上，沙沙作响。他闭上眼睛，听着那雨声，慢慢睡着了。

梦里，他又回到了山海关。

大雪纷飞，城墙上的旗帜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他站在城头，看着关外的茫茫雪原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是父亲。

“砚之，”父亲说，“关山可破，民心不可失。”

他回头，想说话，却发现父亲不见了。

只有雪，还在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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